許多年以來，如果你沒有相關文件或許可，無法在無權返回的條件下離開美國，那么，在兩千多英里長的美墨邊境上，你只能在其末端與家人見面：那是毗鄰太平洋的一小塊土地，位于圣地亞哥和提華納之間。1971年，美國第一夫人帕特·尼克松曾稱之為美墨兩國間的“友誼公園”。這座公園原本沒有圍欄，兩側的家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見面野餐，不會受到任何妨礙。“愿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之間永遠沒有高墻，”尼克松說，“只有友誼。” 1994年，克林頓政府發動“守護國門行動”（Operation Gatekeeper）。他們斷定兩國之間“只有友誼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政府在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之間建起了一道圍欄。分處兩側的家人可以透過欄桿互相傳遞食物。2009年，奧巴馬政府關閉了美國一側的友誼公園，并在第一堵圍欄之后立起了第二堵圍欄。在遭到抗議之后，友誼公園在2012年重開，但是多了一道厚厚的鐵絲網。如果一個小姑娘想和母親有肢體接觸，那么她只能將自己的小手指伸到網眼中，對面的母親也這樣做，這樣兩人的手指尖便能相遇：指間嬉戲，“手指之吻”，移民們這樣描述這種體驗。帶著甜蜜，也帶著苦澀。 每隔一段時間，政府都會大發慈悲，將毗鄰友誼公園的一扇小門打開，這樣人們才能實實在在地和家人抱一抱----時間不超過三分鐘。但這不是常有的事。2013年之后，這扇門只打開了6次。2017年的一次開門活動中，一對夫妻出現在國界兩側，他們身穿婚禮盛裝，在邊境巡邏隊的監視下結婚，然后便各回各家。后來報界發現，美國這一側的新郎已被判犯有涉毒罪行，正在等待量刑結果。十個月前，海關在圣思多羅（San Ysidro）口岸的一次搜查中發現，他的大眾捷達車里藏了43磅海洛因，47磅美沙酮，還有43磅可卡因。報紙稱之為“毒梟婚禮”。邊境巡邏隊成為眾矢之的。因為它無意間就給販毒分子提供了安保服務。 第二個月，一位名為羅德尼·斯科特（Rodney Scott）的邊境巡邏隊官員接管了圣地亞哥轄區，永久關閉了希望之門。當地一家非盈利組織邊境天使（The Border Angels）一直在籌劃第七次開門活動，讓那些孩子身患殘疾、卻身居國界另一側的父母能和孩子抱一抱。斯科特宣布這扇門不會為任何人開啟。“這是一扇維護用門......只能用于維護工作。” 斯科特也針對友誼公園的訪客頒布了一長串新限制：他們只能在周六周天兩天上午10點到下午兩點這段時間見面，一次見面時間在10到30分鐘之間。每次只允許10個人進入，照之前25人的上限少了不少。他們不能拍照，不能攝影，甚至不能錄下家人的聲音。政府的解釋呢？“美國邊境巡邏隊致力于保證友誼公園每位訪客的安全。”那么問題來了：在看守的監視下，拍一張家人的照片，這威脅到誰的安全了呢？ 防護欄是一道丑陋的工業鐵絲網，生著厚厚的鐵銹，給人一種不祥之感。它從山腰上一直驗收到海邊。通往友誼公園的公路上，還坐落著一座休閑牧場。人們騎著馬兒，從牧場奔向沙灘。在墨西哥一側，則是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。音樂的聲音，食物的氣息，從人群中傳出。“音樂，音樂，音樂，”那些帶著牛仔帽，拿著手風琴或吉他的人邊走邊彈，給家庭團圓的動人場面配樂。 邊境巡邏隊不會檢查大部分訪客的證件。在友誼公園對這些疑似非法移民高抬貴手并不是官方政策。但是在2017年的上萬訪客之中，確實只有兩人因無合法身份被捕。圍欄兩側分別有兩個小女孩。她們跑著跑著，和家人稍微拉開了一段距離。那個大一些的女孩子彎下腰，觸碰小一些的女孩的手指。她年紀太小了。連中指都能伸過鐵絲網。墨西哥那一側的小女孩正抱著一包油炸食品吃。她努力將幾塊食物塞過鐵絲網，遞給美國那一側的小女孩。但是那塊黃橙橙的食物太大了，塞不進去，掉到了地面上。 女孩的母親剛才一直在和對面的一個男人講話，這時她轉過頭來尋找自己的女兒。她的眼睛已經哭得通紅。 又有一家人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趕到了這里。他們的母親來自華瑞茲市。大人舉起小不點，好讓他們看看自己的祖母。他們都想要觸碰對方的手指。 阿爾弗雷多·巴雷拉走到圍欄邊。他說，自己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歐文，已經二十多年沒有見到哥哥了。他13歲那年和母親一起來到美國。母親后來回到了墨西哥，不能到美國來了。他是位廠務技術員，在“某個類似DACA的項目”中。這個項目允許他待在美國，但不允許他越過邊境和唯一的哥哥擁抱。 阿爾弗雷多在提華納長大，他業余時間愛好鉆研攝影。他喜歡拍海平線上太陽落山的景象。他指向大海，說：“我們以前經常在那片海灘上蹬自行車。”----在兩個國家間來來回回，那時的他還是個小孩子。沒人會打擾他們。他們會帶上護照，以防有人詢問。他的哥哥膽子更大，有時候會騎到圣地亞哥去。阿爾弗雷多則不會離開海灘半步。 他的哥哥終于來了，阿爾佛雷多走向圍欄。他和欄桿保持一定距離，露出了微笑。接著他附下身子，摘下太陽鏡和帽子，露出了一頭剛剛剪過的頭發，還有自己的臉頰。墻的另一側爆發出一陣笑聲。他俯身向前，和哥哥一起，把手放在鐵絲網上。 第二天是個星期天，阿爾弗雷多又回來了。哥哥馬上就要回到瓜達拉加拉了，從這到那坐飛機得花兩個半小時。他想趁這個機會和他多說幾句話。“我算了一下，實際上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見面了。”他用一種驚訝的口吻對我說。他一直在催促哥哥早點拿到護照，這樣他就能拿個旅游簽證來見他。 某種程度上講，他們只能隔著鐵絲網說話，這點挺讓阿爾弗雷多欣慰的。因為他哥哥不會滿足于此：“他覺得這像是探監一樣。”這樣他哥哥就更有探訪他的動力，盡管風險不小。光是申請旅游簽證就要花上150美元，這在墨西哥可不是一筆小數目，而且申請還不一定通過。 對于阿爾弗雷多而言，這趟旅程還能讓他順道探親。他一直在Facebook上尋找哪個待在圣地亞哥的能碰見自己的叔叔。自從他來到美國后，他就沒有見過叔叔了。因為叔叔是黑下來的，出城的公路上有多處邊防檢查站，他不敢冒被抓的風險。所以阿爾弗雷多去了他們家，探望了他的叔叔，見到了他的外甥。他們一起訂好了下次見面的計劃。 阿爾弗雷多有工作許可。這份許可要每兩年更新一次，而且不允許他出境。如有突發情況，比如說親人過世或病危，那么他可以申請特事特辦。但是過圣誕節的時候他也會思念家人。“我只想在圣誕節給我母親一個擁抱。”他說。 一對女同性戀也牽著兩只小狗來到公園。二人正打算從南加州搬到西雅圖。其中一位是名教師。這兩只小狗一只叫吉尼斯，一只叫莫德羅，都是用啤酒品牌命名的。其中一只狗沒有打過狂犬疫苗，所以不能帶去墨西哥。于是她們來這座公園，讓那位教師的母親隔著圍欄看看她們的“孩子。”小狗把雙腿搭在鐵絲網上。母親努力摸到它們。 一男一女從會面處走來。女的不斷啜泣，男的伸出雙臂摟住她。原來他們是一對追夢人兄妹。他們來這兒的時候只有十一二歲。“我能聞到他們的味道。”他幸福地說。 整整兩天的時間里，我一直在和各式各樣的人說話。有的是孩子，有的是夫妻，有的是兄弟姐妹，有的是好友。他們都剛剛見到離別多年的親人。大多數人最后都淚如雨下。我從未見過在這樣短的時間內，就有這樣多的人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。這是一座充滿淚水的公園。如果你曾賭氣不和某位家人說話，那就來這座公園吧。你可以看見無數被政府拆散的家庭，努力隔著鐵絲網聊天，努力將自己的小手指塞進細細的網眼，好觸碰到媽媽或奶奶的手指。友誼公園既是一座恥辱柱，控訴著官僚的愚蠢與規則的荒謬，又是一座紀念碑，歌頌著愛與親情排除萬難的力量。這是我見過的最殘忍無情的地方，也是我見過的最給人希望的地方。 年輕的菲律賓裔邊防隊員雷·奧坎波（Rae Ocamp